第六届世界浙商大会12月23日开幕，这个天下浙商顶级规模规格最高的浙商大会原本两年一届，因为疫情缘故成为迄今为止唯一时隔三年的大会，这次浙商大会将是三年来对浙商精气神的一次检阅。

  浙商是浙江省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浙商为浙江、为中国乃至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浙商的“四千精神”和“二千现象”众所周知，“四千精神”指的是浙商强烈的创业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二千现象”指的是“千年、千万”——上下数千年历史，全球上千万群体，说明浙商发展历史悠远长久、群体规模庞大。

  我们去走访浙商企业，通常会先参观他们的展厅。或豪华或低调，内容往往少不了“红黄绿”三色：红——以爱国为底色，与中央决策部署、与国家大政方针同频，包括参政议政、政商关系、两个健康，以及呼应地方党委政府倡导的热点等；黄——也就是金色，以创业创新为底色，就业税收、行业贡献等经济指标，这是企业的基本功；绿——以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为底色，绿色低碳、数字智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等。

  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位合法个体工商户、第一本股份合作制企业营业执照、第一个合法注册的私人钱庄、第一家私人银行、第一个私营企业党支部、第一家乡镇企业上市公司、第一家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第一家H股上市的内地非公有制企业、第一张财团类法人执照、中小板上市公司第一股、A股第一家纯互联网上市公司……

  这些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史上的首创或首例，都是由浙商创造的。“敢为天下先”是浙商的特质之一，敢作敢为，善于突破创新，同时又务实稳健。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是这样，亲清政商关系也是如此。

  2002年，浙江省被中央列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政议政试点省份。41岁的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工商联会长，是改革开放后首次由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出任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次年又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开创了中国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的新高度。此后，2012年南存辉、2017年和2022年王建沂相继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浙江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连续五届省工商联主席均由非公有制企业家出任的省份。

  刚刚结束的全国工商联大会，有三位浙商同时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或副会长，保持了上届同样的高记录；而来自温州的钱金耐，不久前以外来创业者身份当选乌鲁木齐市工商联主席。

  从改革开放前一无所有，到异军突起走遍天下，经历了这一从无到有过程的浙商，对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怀有敬畏和感恩之心。他们对政策的变化很敏感，对商机的嗅觉也很灵敏。可以说，浙商是领会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最认真的，也是把政策用得最好的群体之一。

  浙江民营企业普遍重视党建，即使老板自己不是党员，也全方位支持党建工作。成立全国私营企业第一个党委的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本人是无党派人士，但给党委书记创造了足够的平台、空间和资源，从起跑领先持续成为全国民企党建的标杆。

  2021年七一前夕，浙商博物馆策划推出了一项“建党百年百名浙商百句祝福”特别征集展览活动，请一百位知名浙商每人写一句祝福语，因为要写在同一块丝绸长卷上，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又必须本人亲笔书写，意味着他们要迁就主办方的时间。这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宗庆后、徐冠巨、南存辉、李书福、王建沂、沈国军、王振滔、汪力成、王水福、张天任、宋汉平、冯亚丽、李如成、郑坚江、陈爱莲、茅理翔等纷纷题写，往往都是联系预约后第一时间就做了安排。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企500强排行榜，24年来浙江民企始终位居榜首。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六百多家，只比广东略少一些，而广东省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浙江的一倍。

  此外，浙商还离开家乡，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形成了“浙江人经济”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据统计，高峰时有超过600万名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浙商在省外创造的经济总量与同期省内GDP比值最高的时候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其时省外“浙江人经济”总量大约是同期浙江省GDP的80%左右，相当于浙商在省外又再造了一个浙江省。浙江省成为中国GNP最高的省份，这是浙商和浙江对中国的特殊贡献。

  以中国经济龙头上海为例，上海民营经济第一方阵——“2021上海非公有制企业100强”榜单上，浙商企业一共34家，超过总数1/3。在2022胡润富豪榜上，上海排名前10位的富豪中，5位是浙商。

  浙商在其他省市同样人数多贡献大。比如在广州的网易、安徽的阳光电源，而在钢铁大省河北，浙商控制的千亿级钢铁企业就有两家。按照市值或年营业收入计算（2021年度），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省外至少创立了15家“千亿企业”。

  浙商的创业创富，不靠特殊优惠、不依赖特定资源，而是充分的利用国家政策、依靠市场的力量。让没有牛的海宁、没有羊的桐乡、没有森林的南浔、没有金属矿的永康，分别成为了皮革、羊毛、木地板和五金产业的全国集群中心。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都是靠着一瓶水，分别多次登顶亚洲首富和中国大陆首富。做豆腐的祖名、做筷子的双枪、做插座的公牛，都成功登陆A股，甚至市值超千亿元。这样的创富故事，更加平民化、更加接地气，也更加励志。

  草根出身的早期苦难经历，使得浙商不仅仅具备吃苦耐劳的“四千精神”，也让他们更认同平民化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有感恩之心，更加愿意回报社会。

  在浙江省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之前，浙商就已经有行动，并形成了诸多的基层探索。

  万向集团有美国雇员一万多人，公司创始人鲁冠球一直到2017年去世，终身住在村里，一直住在1983年自己亲手建造的农家屋里。

  一辈子保持“农民身份”的鲁冠球很早就有回报社会的善举，1984年他获得乡政府承包奖励11.2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自己还并不富裕的鲁冠球将其中10万元捐给乡里办学校，余下1.2万元买了国库券。

  2000年，万向从杭州市郊县、丽水地区开始开展“四个一百”工程（即资助100名孤儿成长、100名特困生读书、100名残疾儿童生活、100名孤寡养老）。之后逐步扩展到“四个一千”和“四个一万工程”——即各类资助对象分别增加到1万人。该公益项目启动20余年来，已在全国21个省、222个县区设立了资助点，已经累计资助了47000人次，总金额近3亿元。

  在鲁冠球去世后的第二年，鲁伟鼎继承父亲遗志，设立了首只慈善信托——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这是目前国内顶级规模的慈善信托。

  2019年7月，鲁伟鼎又宣布将万向集团公司的资产，全部捐赠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开创了国内大公司全部资产100%投入公益基金的先河，价值将近150亿元。

  吉利集团发起的“吉时雨”精准扶贫项目成立于2016年3月，至2020年底，累计投入资金6.8亿元。而吉利集团迄今投资创办的各类学校达到9所，以至于董事长李书福的姓名都被解读为“书生有福”。

  娃哈哈创业35年，累计缴纳税收近800亿元，直接的公益慈善捐款近8亿元。而老板宗庆后自己，一年的个人消费只有5万元左右，总部办公楼迄今尚蜗居在清泰街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居民楼里。

  疫情还在持续，市场格局已经不同。浙商也同样遭遇严峻市场环境，生意难做钱难赚，这几年很多浙商也过得不容易，但大多数浙商的精气神还在。浙商是一路风雨兼程走过来的，有不怕苦、不怕输的精神，不怕风浪、逆风前行是他们的本色。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依然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有这样的精神底色在，浙商群体在浙江省新时代“两个先行”征途中的表现，值得更多期待。

  （作者系浙江省重点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浙商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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