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信封为牛皮纸质地，长20.5厘米，宽9.5厘米，保存无缺。信封正面印有一粗线），信封左下角印有“镇江鼎昶钱庄信缄”字样，信封左上角盖有一枚“快信”蓝戳，归于典型的民国中式信封。信封从左至右用毛笔书写着三竖行字，分别是“上海民国路192号，何苟筵先生，张承伟”，应该说这是张承伟寄给上海的何苟筵的一封信，其时使用了鼎昶钱庄的定制封，不过张承伟是否跟鼎昶钱庄有相关，尚不得而知。

  来看信封反面（图2）。这是一件民国比较少的“快信”，也便是相当于现在的快递。一般来说，民国快信上会贴有用于快递邮件的专用邮票，也称快递邮票。其图画常是机车、飞机、时钟、飞禽、天马等，以表明灵敏投递和争分夺秒的意思。辛亥革命今后，中华邮政发行过多版快信邮票，图画多为飞雁造型，我国解放区邮政于1942年由淮南区也发行过“快邮”邮票。不过，这封信上贴的却是普通邮票，它是一枚赤色孙中山头像的中华民国邮政“贰拾圆”面值票，且系“改作壹萬圆”的改值票（图3）。

  信封反面还印有鼎昶钱庄的信息，“地址：镇江大鱼巷十六号”，“电话：三五三、八五六号，电报挂号六七二六”。信封下角还有一枚含糊的印戳（图4），通过细心辨认，这是枚民国点线三格戳，榜首行是“上海”字样，第二行只能看出“七月廿二”字样，第三行是英文，不过印戳年份没找到。一起，这封信反面本来还贴有邮政签条，惋惜已被撕去，只能看到留存纸片上“附于挂号”的字样，边上还有几个不完整的印戳。

  据查，“大鱼巷”便是后来的鱼巷。清《丹徒县志》记载，因是鱼市故名，巷内有一支巷，曾分称大、小鱼巷，于1957年总称鱼巷。

  镇江在清道光年间已有兑换银钱的钱店，正式开埠互易商货今后，钱庄开端鼓起。从清同治五年（1866年），晋源钱庄在风神庙巷开业至同治七年，镇江钱庄发展到27家，本钱金各在白银5千至2万两之间，规划较大的钱庄吸收的存款常在6万至10万两左右，至19世纪70年代，镇江8家首要钱庄在苏杭等地设有分庄，其汇兑事务也由本来的联庄来往发展到总庄、分庄之间的通汇。到光绪九年（1883年），镇江巨细钱庄增至60家。光绪十年，因受上海金嘉记丝栈倒账风潮影响，镇江钱庄大批关闭，年末仅剩15家。不久，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带动了钱业的复苏，我市于光绪十七年建立钱业公所辅宜堂，至光绪三十二年我市钱庄又达32家，全业本钱总额超出30万两白银。尔后至宣统末年（1911年），镇江钱庄业趋于平平，关闭收歇10余家，尚余20余家。

  严惠宇（1895-1968），名敦和，字惠宇，后以字行。他年少读私塾，颖超灵敏，后到扬州钱庄学徒。满师后在镇江交通银行任职，旋转上海金城银行。严惠宇有志实业救国，他与冷遹、陆小波协作，在镇江兴办“四益”农场，即均益蚕种制作场（在高资）、三益蚕种制作场（在桥头）、益民蚕种制作一场、二场（在四摆渡）。他还兴办京江中学（现市一中）和筹建弘仁医院，在上海兴办大东烟厂。后来，严惠宇在镇江又连续兴办了维生油厂、北固修建公司、泰丰米厂、鼎昶钱庄等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严惠宇蛰居上海，不出任伪职。新我国建立后，他将保藏的很多文物捐赠给上海、南京和镇江博物馆。

  晚清民国的钱庄，常常会在来往收据上盖有“财神章”，这是一种刻有财神形象的木印或牛角印，涵义吉利和顺（图5）。调查镇江鼎昶钱庄的变迁史，可以正常的看到时局对钱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辛亥革命今后，镇江钱庄业再次鼓起。民国9年至19年（1920至1930年），多时又有30余家。本钱金各在2至10万两白银不等，全业存放款总数高达二七宝银3000万两左右，汇兑事务亦较兴隆，仅民国9年起的五年中，镇江运往上海解付的汇差银元就近5000万元。这其间就有鼎昶钱庄的身影其时它的方位在日新街上。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镇埠的钱业巨细不下百数十家，其间在公所内能通汇划之大同行，亦有三四十家，这说的便是钱庄。其本钱由二三万至十数万不等，经营兴旺者，每年多至百余万，少亦三四十万。各家平常爱情尚称和谐，但到经营时则各不相让。幸亏各家有所专心，有重视于糖业生意者，有重视于木业生意者，更有重视存款或客帮者。因眼光互有不同，故盈亏亦各自不等。其时由于经营兴旺，各大同行每年多有盈利，多者五六万，少者三四千，较之镇地其他各业要好多了。

  但好景不长，1931年苏北产生特大水灾，受灾严峻的里下河一带，恰为和镇江商业来往亲近区域。镇江钱庄对该区域的直接放款和其他各业的赊欠货品，总数在1000万两以上，一经板滞，市道惊惧，银根奇紧。镇江钱庄业在此冲击下，接近溃散的边际，关闭收歇的有14家。牵强复业上市的，仅晋源、晋生、祥业、同裕、正泰、元康、承裕七家，犹疑张望的有源祥、道生、胜记和鼎昶。尔后两年间，钱庄有减无增，日趋衰落。至1934年政府宣告改两为元，1935年实施法币后，镇江钱庄业只剩下道生、鼎生、鼎昶三家，经营日趋不振。及至1937年镇江沦入敌手，三家钱庄原就处于若隐若现之间，所受影响不大。

  镇江沦亡后，钱庄业留传人员为日子唆使，做点小商贩的划汇和小额放款，起先只要增记、钧记两家。后来沪宁火车康复，江南江北的单帮鼓起，日货很多推销，钱庄业见有利可图，鼓起日多，二三年间已达二十余家。后来局势越发对钱庄有利，镇埠钱庄一度到达五十余家，开镇江钱业史上新纪录，不过其间从业者良莠不齐。

  1945年9月日寇屈服，镇江的敌伪银行和五十余家钱业，悉数闭歇。来镇接纳后，市场上投机倒把之风复剧，钱庄纷繁建立，势如漫山遍野。尽管镇江商会有过不成文的规则：约束钱庄，不允许超出十家，但面目一新者达三十余家。1946年，伪财政部公布法则规则：挂号钱庄目标以战前（1937年）有经营执照证明者为限，如此只要道生、鼎昶等三家。不过官员贪婪相沿成习，法则等于一纸空文，从业者选用找门路、托关系、贿资产等手法，使得伪财政部敞开“绿灯”，至1947年末，呈准之正规钱庄有道生、源余、晋源、元康、祥泰、嘉泰、鼎昶七家，而没有领到执业的仍有三十家，照样干他们逍遥法外的地下生意。

  之后，伪社会部看到钱庄生意兴隆眼热，遂公布信用协作社安排规章，为钱庄从业人员大开方便之门，先后建立了多家信用协作社，与钱庄平起平坐。此外抗战前的公私银行也连续复业，这样本埠金融市场上就呈现了银行、钱庄、协作社、四种类型，他们寄生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高利贷克扣之中，这也是镇江钱庄业落幕前最终的张狂。